■主持人：陳瑜 本報記者

■嘉 賓：

李伯重，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沈桂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上海市世界中國學研究會會長

唐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編者按

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賀信中殷切囑托：“希望各國專家學者當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開放包容，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研究，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span>

以學術照見中國，以中國回應世界。在全球智識界探尋“何以中國”的多元回響中，中國學研究正日益成為探索知識多樣性、促進文明和合共生的重要場域。當前，中國學研究呈現出哪些新趨勢與新圖景？在“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中，如何進一步用學術講好中華文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值此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召開之際，本報約請三位學者研討交流。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持續(xù)提升，中國學已然成為一門時代顯學，學術成果日益豐富。與傳統(tǒng)漢學相比，今天中國學的內涵和外延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當前中國學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前沿議題有哪些？

沈桂龍：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賀信中“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的論斷，是對中國學貫通古今趨勢的深刻把握?；仡檶W術史，傳統(tǒng)漢學受西方古典學的影響，側重語文學研究和文本分析，強調對古代中國的考據與解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漢學主要定位于研究歷史性的“他者中國”。中國學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逐漸形成的新的學術概念。它不僅關注歷史中國，同時也注重當代中國的發(fā)展和變化，而且更加強調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數十年來，在研究范圍上，中國學已經從“過去的中國”擴展至“正在變化中的中國”；在研究方法上，則從文本解釋走向跨學科的理論分析；在研究主體上，也從以歐洲學者為主，發(fā)展為全球學者共同參與。由此，中國學的內涵體現出歷史與現實并重的特點，其外延則隨著學科交叉和全球互動而不斷拓展。

當下，中國學作為一門時代“顯學”，圍繞其發(fā)展，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議題備受學界的矚目。一是中國學的知識體系。中國學研究的對象極其龐雜，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思想文化等不同領域，目前亟需通過問題的提煉和概念的凝煉，逐步建立起契合中國學的具有解釋張力與可遷移性的知識體系。二是中國學的學科邊界。中國學與歷史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區(qū)域國別學等領域關系密切，互有重疊。因此，要在保持交叉開放的同時，確立學科自洽與概念清晰度，避免因過度依附而削弱自身獨立性。三是中國學的范式轉型。中國學面臨從“材料驅動”到“理論驅動-材料互證”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如何形成規(guī)范化的學科工具箱，并在術語、敘述和論證結構上實現學理規(guī)范化，是值得高度重視的關鍵問題。

李伯重：傳統(tǒng)漢學（Sinology）主要聚焦于古代中國的語言、歷史、哲學、文學、宗教等人文學科，強調對經典文本的考據、訓詁與翻譯，具有濃厚的“書齋式”學術色彩，研究對象多為“文獻中的中國”?，F代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則突破了這一局限，將研究重心轉向當代中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外交、科技、環(huán)境等廣泛領域，強調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釋與回應，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與政策導向。

當前世界中國學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前沿議題，我認為莫過于“大分流”理論的提出以及所引起的世界反響。二十多年前，包括李中清（James Lee）、王國斌（R.Bin Wo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我在內的任教于美國加州幾所大學的中年學者，通過各自的研究，對西方學壇上關于中國歷史的幾種主流理論提出挑戰(zhàn)，被稱為“加州學派”。其主要觀點被歸納到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一書中，該書成為“加州學派”代表作，出版后迅速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全球引起強烈反響，不僅引發(fā)英國與中國、日本與歐洲、印度與歐洲的“大分流”，以及日本與中國、歐洲內部的“小分流”、美國“第二次小分流”的討論，還進一步引發(fā)了各類“大合流”“小合流”研究。這些中國學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中國學在國際學界的地位。

唐磊：這個問題有一個常規(guī)的答案，也是學界一般都能感知到的現象，即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感興趣，這當然與中國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長有關，而且這種興趣首先是被當代中國各方面的發(fā)展所吸引。所以，在中國學包羅萬象的研究中，最受關注的也是那些與當代中國發(fā)展及其溢出效應有關的議題。比如，為什么中國可以實現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這其中中國獨特的制度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中國能夠為全球治理作出怎樣的貢獻，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將向哪個方向發(fā)展，等等。但我想提示的是，中國學不僅可以因其對象（歷史或當代）而區(qū)分出漢學和中國研究的不同形態(tài)，如果做細微的學術史和個案觀察，我們會看到“有用之學”和“無用之學”的分野。比利時裔漢學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有一本文集就叫《無用堂集》（The Hall of Uselessness:Collected Essays），開篇引用了《莊子·人間世》里的話“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很多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化幾乎純粹是出于對這種東方文明的好奇、欣賞乃至熱愛。今天無論是智庫還是大學里的中國學，不管是出于為國家出謀劃策還是為學科添磚加瓦，都顯得過于側重“有用之用”。一方面，中國學日益成為世界的顯學，另一方面，中國研究的功用色彩似乎越來越濃厚。當然，也還有很小一部分學者，主要來自歷史學和哲學領域，堅持從文明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國，致力于發(fā)掘中華文明為世界曾經貢獻的智慧。

主持人：十年前，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提出的“譚中之問”——“海外中國研究為什么不看中文書”，也被稱為“解釋中國的話語權之謎”，曾在中國學界引發(fā)廣泛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如何持續(xù)提升我國在全球中國學話語體系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李伯重：這個情況確實存在，但也不盡然。據我個人了解，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從加藤繁到中嶋敏、周藤吉之、西嶋定生、斯波義信，再到濱下武志、岸本美緒等，讀的中文歷史文獻都非常多，而且還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例如，成書六巨冊的《宋史食貨志譯注》，是日本宋史學界歷時近五十年的集體結晶，該譯注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為底本，參?！队罉反蟮洹贰端螘嫺濉贰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文獻通考》等，出校記近萬條，兼具文本?？薄⒄Z言翻譯、制度考證與跨學科索引多重功能，被譽為“研究宋代財政經濟的必備基礎設施”。西方著名學者如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孔飛力（Philip A.Kuhn）、包弼德（Peter Bol）、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讀的中文書不僅很多，而且花了大量功夫對中文文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魏丕信及其領導的團隊，耗時30年編纂了一部關于帝制時期中國政府行政學研究書目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for Officials in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國官箴、指南、公牘評注書目》），全書976頁，共收錄了1165個條目，涵蓋宋代至民國（以明清為主）間的官箴、吏治、幕府、通制、律學、多種政書、公牘等內容。魏丕信每次到北京，都集中時間閱讀清代文獻，我提出請他到大學做講座，他都拒絕，說時間寶貴，必須用在刀刃上。平心而論，像這樣費時費力費錢的工作，是許多中國學者也未能做到的。

我認為，即使是依賴二手資料和西方理論框架，只要認真去做，也能做出好的成果。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使用二手材料和經濟學方法著成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960-2030 AD）刊出之后，在國際學界、政界都受到很大關注。因此，正確的方式是大家加強交流，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才能把中國學推進到更高的階段。

我個人覺得只要我們自己做得好，能見度和影響力自然就提升了。國際學界看的是成就，如果我們做出的成就不足以讓人信服，提升能見度與影響力就是一句空話。

唐磊：譚中先生拋出的問題似乎很尖銳，但不能就此論斷中國人自己的研究缺少價值。英語在知識流通中的支配性地位是長期形成的一種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但是，中國研究傳統(tǒng)很深的那些國家和地區(qū)，比如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研究系所里攻讀學位的中國學生比例很高，過往也有很多畢業(yè)生留在當地從事中國研究。華人已經成為改變這些地方中國研究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一定會看中國學界的成果，但如果沒有好的譯本，引用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不便。而我們真正高水平的中文成果被翻譯為外語介紹出去的比例還很小，像“中華學術外譯項目”這樣的工程還需要堅持下去，而且一定要把好遴選、翻譯和出版各關，要做得更精一點。再就是，中國人研究自己國家，也要有意識地加強比較視野和運用比較方法，把國外的案例和經驗得失引過來同中國的進行對照參看，通過加強自身研究的國際性來增加國際學界對我們的研究的關注。

沈桂龍：“譚中之問”是對海外中國研究乃至本土中國學研究更多基于非中國本土觀點、視角和素材的批判性提問，一定程度上說明國內中國學發(fā)展還未能在全球中國學發(fā)展中取得足夠影響力。這和十九世紀專業(yè)漢學興起之后，歐洲漢學家熱衷于中國典籍的翻譯和研究、掌握漢語被認為是基礎性要求的情形有著很大不同。雷慕莎、沙畹和伯希和等法國知名漢學家努力學習并精通漢語，是當時歐洲對漢學家能力要求的一種體現。二戰(zhàn)之后的美國漢學界以費正清、拉鐵摩爾和傅高義等中國學家為代表，他們掌握中國語言并到中國實地考察調研，與中國專家和在美華人學者深入交流，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學發(fā)展得益于中國本土素材、觀點和視角的現實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譚中之問”揭示的并非是海外學者閱讀習慣的偶然偏差，而是知識生產和話語體系結構性的失衡，中國學更多被視為“研究對象”，而非“知識主體”。

當下，要真正回應“譚中之問”，必須推動中國學在知識體系和學術話語上的自主建構，實現理論原創(chuàng)，規(guī)范學術表達。首先，需要形成由中國經驗出發(fā)的理論框架，既能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也能對普遍性問題提供學理啟發(fā)。這要求我們不斷從自身經驗中提煉概念和命題，并用理論化的方式加以表述。其次，需要超越單純的資料積累或經驗敘述，更為注重提出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問題和解釋模式。只有當本土中國學能夠提供的理論視角越來越多，解釋力越來越強，才能真正贏得國際中國學界的重視。再次，需要更加注重學術規(guī)范和表達。本土中國學的研究成果要重視概念明細，邏輯演進，并通過恰當的語言轉換進入國際學術交流語境當中，使成果具備“可讀、可辨、可用”的特征。

主持人：“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共同的進步?！敝袊鴮W不僅是“關于中國”的知識累積，也是促進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如何看待中國學研究的世界意義？如何在文明互鑒中深化世界中國學研究？

唐磊：中國學研究對世界的意義只有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才能彰顯。美國最高法院大樓東側門楣上雕刻著孔子、摩西和梭倫，據美國漢學家萬百安（Bryan W.Van Norden）介紹，設計者是想用這三個人物來代表美國文明的思想起源。將孔子列為推動人類法治文明的先賢，這種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建國者杰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等人，他們閱讀的孔子著述又是經由歐洲傳教士翻譯并輾轉傳入英語世界的文本。

對于其他國家其他文明來說，研究中國包括了解中國人自己的研究，給他們帶來的是異質文明和異國經驗的啟發(fā)。對于我們自己來說，通過海外中國學也有多重收獲。比如，柯馬?。?/span>Martin Kern）說，由于要逐字逐句弄懂，漢學家往往比中國學者讀得更慢更細，可以發(fā)現容易被忽視的東西。另一方面，海外學者可能誤讀中國的文本與經驗，但讓我們感到被誤讀的那個不同的視角也可能提示我們，原來還可以這樣觀察自身或者原來我們也可能被這樣認知。透過此類鏡像，我們對自己的多樣性和世界的多樣性都會有更好的體察，在處理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時也會逐漸形成更大的包容度和彈性。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中國學應該是讓中國更好地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之學。

李伯重：中國是地球村的重要成員，中華文明是人類主要文明之一。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了解中國，就很難真正了解世界。進行中國學研究，不僅是中國學者的任務，同時也是世界各國學者的共同任務。因此中國學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中國學既然是世界的學問，就必須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通過這種雙向視角所看到的中國，既有豐富的內涵，又有豐滿的外觀，這才是一個在人類大家庭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過去中國學者往往以西歐的歷史經歷為標準來探尋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但是著名學者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為我們提出了另一種視角，即以中國的歷史經歷為標準來看歐洲，從而表明在世界歷史的某一時期中，中國歷史發(fā)展模式也具有相當的“普世性”。過去在國際學界中，中國歷史研究處于一種比較邊緣的地位。晚近國際學界對于“大分流”引起的熱烈討論，把中國學推到了國際學界關注的中心。“大分流”理論的核心，就是強調要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fā)看中國歷史，從而提出了一種新的人類社會發(fā)展觀。這就是在文明互鑒中深化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沈桂龍：中國學研究的世界意義，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理解：其一，中國學是全球性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學的研究議程不再由某一國或某一地區(qū)獨占，“去中心化”和“散狀熱點化”的趨勢正在悄然形成，多中心、多層次的格局已見雛形。其二，中國學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橋梁。中國學可以幫助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更好地把握中國的發(fā)展邏輯，進而將本土經驗轉化為全球共同討論的資源。其三，中國學是推動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的思想資源。中國學能夠將中國經驗與普遍性問題結合起來，為解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提供新思路。例如在現代化道路、社會轉型、環(huán)境保護、文化傳承、文明共處等問題上，中國學都能貢獻獨特的視角和解釋框架。

作為文明互鑒之學的世界中國學，其發(fā)展的最強大動力在于文化交流和人文溝通。應搭建更多中國學研究全球性學術平臺，構建聯(lián)系緊密的全球中國學研究學術共同體。要為中外學者交流溝通提供更多條件，一方面鼓勵海外中國研究的專家來華交流訪問，另一方面要鼓勵國內中國學者走出去。要給予中國學書籍譯介大力支持，既支持海外中國學書籍翻譯，也幫助國內中國學著作走向海外。此外，要在國內建立更具全球影響的中國學期刊，吸引世界范圍內權威中國研究專家到中國期刊發(fā)表論文。

觀點

李伯重

不了解中國，就很難真正了解世界。進行中國學研究，不僅是中國學者的任務，同時也是世界各國學者的共同任務。中國學既然是世界的學問，就必須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沈桂龍

必須推動中國學在知識體系和學術話語上的自主建構。需要超越單純的資料積累或經驗敘述，更為注重提出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問題和解釋模式。

唐磊

透過海外中國學的鏡像，我們對自己的多樣性和世界的多樣性都會有更好的體察。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中國學應該是讓中國更好地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之學。

來源：文匯報，日期：2025-10-13